Eddie's Adventure Book

202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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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 自來水博物館

離開國家人權博物館，我馬不停蹄地趕往松山新店線大坪林站，搭乘解運前往下一站，北捷公館站。

還記得在我的國境之南的摩托車日記中提到，不管在1874年(清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中(詳 跟著書本去旅行 58-04. 歐兜麥日記I：愛與和平世紀大和解，牡丹花與百合花)，還是1875年(清光緒元年)的獅頭社之役(詳 跟著書本去旅行 58-05. 歐兜麥日記I：從「開山撫番」到「易撫為剿」，獅頭花)中，日本遠征軍或是大清帝國的精銳淮軍來到台灣，雖然可以擊退台灣原住民，但是自己的部隊也付出慘痛的代價，其原因倒跟戰事本身無關，而是來到台灣的士兵身染瘧疾或傷寒，甚至有可能感染讓現代醫學也頭痛的登革熱。問題出在當時的台灣衛生條件不佳，而使得傳染病盛行。

1895年日本治臺後，首要課題便是改善台灣的衛生環境。隔年6月，後藤新平來台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隨後聘請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臺，協助負責衛生工程包括了水源調查，隨行的還有一位學生，濱野彌四郎。故事的一開頭，跟我在台南山上水道花園博物館(詳  跟著書本去旅行 30. 台南山上：山上的歐式城堡)看到的差異不大，不過接下來的故事就真的專屬於「台北自來水園區」。

1897年1月巴爾頓在台北水道水源地的探勘中不慎罹患瘧疾，1899年因肝病病逝於東京。 1907年(明治40年)，依巴爾頓先生生前之建議， 在今公館小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以引取原水；在山麓設淨水場，進行淨水處理，再將處理過之清水，以抽水機抽送至山上之配水池，藉由重力方式自然流下，供應住戶日常用水。這就是今天我要到訪的台北自來水園區的起源，這時這地方稱為「台北水源地慢濾場」。 台北水源地於1909年(明治42年)開始對台北地區供水，此時供水量2萬公噸，用水人口約12萬人。而台南水道於1922年完成，當時供水人口數約為10萬人，兩者規模相當。

2002年並將觀音山蓄水池、量水室、渾水抽水站列入古蹟主體範圍。現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開放為自來水博物館（水博館）。

歐式風情的自來水博物館

從思源街大門進入，迎面而來就是一座歐式風情的建築，許多台北人拍婚紗都會選擇這棟歐風建築當作背景，不過這棟建築並不是蓋來好看用的，建築內部可大有玄機。

走進室內，就會發現這座建築具有挑高設計，樓地板是要沿著樓梯往下走，約當是地下一樓至二樓的高度，地上擺放數台超大抽水馬達，這是當初水源地的唧筒室，肩負自來水廠的「抽取原水、輸送淨水」的使命，直到1977年才功成身退。1992年列入國家三級古蹟，

在室內陳列室裡，超大抽水馬達前方，擺放著《台北水故事》的解說牌，這是楊恩生老師執筆的作品，故事以小寶與樹蛙的對話，述說著台北自來水百年來的歷史及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屋外的弧形迴廊也是園區一大量點，愛奧尼柱式環繞下，真的讓人有一秒到了希臘的感覺。

小觀音山登山步道

園區內有一條小觀音山登山步道，步道盡頭是一座圓柱形「消壓塔」，這並非日治時期建築，而是在1989年所建，主要用於調節尖、離峰的用水，並維持公館加壓站穩定進水。如果發生下游管線或加壓站水壓突然升高(俗稱水鎚現象)，可將水排放至新店溪中。

沿著步道走，還會經過一座四方形的涼亭。涼亭旁豎立的解說牌，說道這裡是鉛山壁虎的棲息地，我心想，我家裡到處都看的到壁虎，根本不想大老遠地來到台北找壁虎，而且壁虎越過濁水溪就不會有叫聲了，在南部要發現牠蹤跡容易多了。

走上一段紅色扶手的階梯，這是通往蓄水池的最後一段路。幾棟大紅色宛如城堡般的建築物建於一處平台上，既然稱這地方為「蓄水池」，代表蓄水的空間就位於我站立之處的正下方，褐色大門才是通往秘密基地的關鍵。今天我沒能一窺這座台北城外的地下水宮殿，不過可以參考微笑台灣網站的照片，就足以彌補今天的遺憾。根據台北自來水園區官方網站的資料，小觀音山上的蓄水池，分為左右兩大池，容積約4500噸，長約55公尺、寬約30公尺、深約5公尺，可儲存約15萬人用水。

(資料來源：《台北公館的地下有什麼？深入小觀音山蓄水池，宛如土耳其地下水宮殿》，微笑台灣網站，查詢日期：2023/10/10、台北自來水園區官方網站， 查詢日期：2023/10/10)

不過，這一天我站在蓄水池外頭，有一件事情讓我耿耿於懷，就是為何蓄水池地上建築外牆是大紅色? 蓄水池的設計在台南山上水道博物館也有相同的設計，不過淨水池區上頭的外牆是土黃色，大門是Tiffany藍，為何早了11年完工的台北水道蓄水池是大紅色的牆面。當我要步出自來水園區大門時，向服務人員詢問此一問題，原因得到回應是從開園以來就是這個模樣了，不過有位保全人員熱心表示，這個問題他有查過網路，得到的結論是日治時期原本是大紅色的，因為二次大戰期間，台北曾遭盟軍轟炸，為避免大紅色的建築由空中俯瞰格外顯眼，反而成了投彈的目標區，所以一度改漆上土黃色，直到自水來園區改制為自來水博物館，又把大紅色改回來了。不過，我要感謝這位保全人員的熱心提供資料，而我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在於台南的不少日治時期的建築在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來台，都被換裝成大紅色，就有名的一棟就是舊台南地方法院(現今 司法博物館)，當初要改制成司法博物館時，文化部人員考察相當多資料才發現原本台南地院外牆並不是紅色的，而是自然的紅磚色，因此用藥劑把紅漆去除，讓紅磚顯露，另外舊台南地院的原本穹頂也是大紅色，都是國民政府來台漆上去的，也是改制成司法博物館後將紅漆去除，現在呈現的土耳其藍是銅質建材氧化後的自然色澤。所以，我對台北自來水園區裡的蓄水池是大紅色，還是有很大的疑惑。

噴池庭園

在我要離開自來水園區時，與一名身穿比基尼的女郎差身而過，女郎毫不掩飾姣好的身材，怡然自得地跟我打招呼，而我卻不知道眼睛要往哪裡擺。明明今天自來水園區水鄉庭園區並沒有開放，怎麼會出現一名火辣的比基尼女郎呢? 是從哪一扇門跑出來的?

病菌屠城記，《槍砲，病菌與鋼鐵》，賈德戴蒙博士之曠世鉅作

在1874年與1875年日本遠征軍與大清帝國的淮軍在台灣南部感染傳染病，造成傷亡慘重，其實在人類歷史上並非首例。早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人就利用病菌征服了美洲。譬如：1519年科爾特斯帶著600名西班牙士兵來到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就是利用「天花」打贏了阿茲特克人；1531年，皮薩羅只帶了168人來到現今祕魯，與印加帝國遭遇，一樣用「天花」讓印加人死傷慘重，連皇帝卡帕克都難逃魔爪；根據考古學的考證，原本美洲大陸上應該有2000萬印地安人，在哥倫布登陸後，95%的印地安人消失了。「病死在床上的美洲印地安人要比戰死沙場的多得多。」賈德博士這句話，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那為什麼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對於歐洲人帶來的病菌這麼沒有抵抗力呢? 賈德博士提出他的看法：首先，美洲大陸南北狹長，人口集中在安地斯山區[南美印加文明]、中美洲[墨西哥灣沿岸，馬雅文明]及[北美]密西西比河谷，這三個地區從未有連結成繁忙的貿易網絡，簡言之，這三地在當時都是各自獨立的生活圈；接著，歐洲大陸的傳染病都半來自豢養的牲畜身上，但是美洲大陸上被馴化的動物只有五種，分別是火雞、駱馬(或稱羊駝)、天竺鼠、古俄羅斯鴨及狗，都與美洲原住民沒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這五種動物都未導致傳染性疾病的病菌，所以在哥倫布來到美洲大陸之前，居住在這塊大陸上的原住民身上均沒有足以對抗傳染病的抗體。

美洲原住民慘遭歐洲病菌危害，這與在1874年與1875年的台灣所遇到狀況大大相反，台灣當地的病菌讓入侵者死傷慘重，不過這狀況賈德博士在書中也有討論到這個議題，東南亞的霍亂[、台灣的瘧疾與登革熱]和熱帶非洲的黃熱病都是赫赫有名的熱帶殺手，歐洲殖民當初到了亞洲與非洲就踢到鐵板，造成歐美帝國主義染指亞洲與非洲就比攻佔美洲遲了400年。

那人類這麼早就知道病菌對於戰事成敗的影響，那人類對於病菌到底了解多少。賈德博士提供了一則實驗：1950年代，澳洲的野兔啃食草地造成牛羊無草可吃，「兔滿為患」情況嚴重，有人就提出利用黏液瘤變性病毒(myxomatosis)來對付澳洲兔子，感染黏液瘤變性病毒的兔子致死率高達99.8%，第一年獵殺兔子的成效令人稱羨，比起開放用獵槍殺兔子效率高出許多，不過第二年起致死率降為90%，接下去的兔子的死亡率如雪崩式的下跌，最後死亡率只剩25%。人們最後知道了原來病菌也會演化讓自己毒性下降，但是傳染性增加，也就是隨著病菌的演化，病菌本身為了繼續生存下去，會讓宿主也存活病菌才有更多機會或時間傳播下一代病菌，造成愈年輕世代的病菌毒性更低，傳播力更強。

(資料來源：賈德戴蒙，《槍砲，病菌與鋼鐵》，時報出版社，初版第39刷，pp208-231)

在經歷COVID-19席捲全球的這幾年，讓我有機會讀到這本書，突然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為何到了2020年起，各國政府紛紛放棄清零政策，選擇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其實流行病學家早就從澳洲兔子的實驗中知道這個秘密。